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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4世纪左石在爱尔兰和说凯尔特语的不列颠部分地区使用的欧甘字母，向样采用了字母表音原则(此时已有现成的欧洲字母可以来用)，仅也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字母形式，而这种形式显然是以手势语的五指法为基础的。 金素月（1305-1395）：朝鲜诗人，原名廷提。有乡土诗人和爱国抒情诗人之称。著有诗集《金达莱花》、《素月抄诗》等。 我们可以有把据地把谚文字母和欧甘字母的出现归之于思想的传播，而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创造，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社会与拥有文字的社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同时也因为显而易见是哪些外国文字提供了灵感。相比之下，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把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中美洲的最早文字归之于独立创造，因为在它们首次出现时，在它们各自所在的半球范围内，不存在任何可以给它们以启发的其他文字。仍然可以争论的是复活节岛、中国和埃及的文字起源问题。 生活在太平洋中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保存完好的最早样本只可追溯到公元1851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人于1722年到达该岛之后很久。也许，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文字就已在复活节岛独立出现了，虽然没有任何样本保存下来。但是，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不妨对一些事实信以为真，假定1770年—支西班牙探险队向复活节岛居民递交了书面的并吞声明，正是看了这个声明才促使岛上居民去发明一种文字。 至于中国文字，最早有实物证明的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也可能还有更早的。中国文字也具有为本地所独有的符号和某些组合原则，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早期城市中心以西4000英里的苏美尔发展起来，并在不迟于公元前2200年时在这些城市中心以西2600英里的印度河河谷出现，但在印度河河谷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没有听说过存在早期的书写系统。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中国最早的抄写员已经知道了其他任何可以给他们以启发的书写系统。 在所有古代书写系统中最有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创造的产物，但如认为埃及文字和中国文字不同，是思想传播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象形文字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以几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当突然地出现。埃及在苏美尔西面仅仅800英里，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使我感到可疑的是，竟然没有关于象形文字逐步发展的任何证据流传下来，尽管埃及的干燥气候可能会有利于保存更早的文字实验成果，尽管苏美尔同样干燥的气候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产生了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发展的丰富证据。同样可疑的是，在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出现之后，又在伊朗、克里特和土耳其出现了其他几种显然独立设计出来的书写系统(分别为所谓原始埃兰语文字、克里特形象文字和赫梯象形文字)。虽然这些书写系统的每一种所使用的一套特殊的符号，都不是从埃及或苏美尔借用的，但发明这些书写系统的民族几乎是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邻近的贸易伙伴的文字的。 如果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在彼此相距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内，碰巧竟各自独立地偶然想到发明文字这个主意．这可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思想传播，就像塞阔雅的情形一样。这就是说，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则，然后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始时的那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会出现并向某些社会传播，但不向其他许多社会传播?我们讨论的方便的起始点是早期书写系统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或复杂难懂，或三者都有。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不能连组成文，而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以及几个形容词。这情形就好像一个现代的美国法院书记员由于英语里没有必要的词和语法，无法写出“我们命令约翰把欠政府的27头肥羊交来”这样的话，而只能写成“约翰27头肥羊”。后来，苏美尔楔形文字能够写出散文来，但也显得杂乱无章，正如我曾经描绘过的那样，是语标、音符和总数多达几百个不同符号的不发音的义符的大杂烩。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至少要简单一些，因为它根据的是一种大约有90个符号和语标的音节文字。和这个优点相比，B类线形文字的缺点就是很不明确。它把词尾的辅音全都省略，并用同一个符号来代表几个相关的辅音(例如，一个符号代表l和r,另一个符号代表p、b和Ph，另有一个符号代表g、k和kh)。我们知道，如果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连l和r都分不清楚就去讲英语，那会使我们感到多么莫名其妙：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字母把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一些辅音也同样类同起来，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这就好像我们把“rap”、“lap”、“lab”和“laugh”这些词拼写成一个词一样。 一个相关的限制是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国王或寺庙雇用的专职抄写员，才掌握关于文字的知识。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除了宫廷官员中很少几个骨于分子外，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中还有谁使用或了解B类线形文字。由于B类线形文字的各个抄写员可以根据他们留在保存下来的文件上的笔迹区别开来，我们可以说，克诺索斯*（克里特岛弥诺斯王的首都，）和派洛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港口）宫殿保存下来的用B类线形文字抄写的文件分别出自仅仅75个和40个抄写员之手。 *克诺索斯：克里特岛弥诺斯王的首都。1900年开始发掘，发现原有的宫殿及周围城市，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繁荣的弥诺斯文化中心。 对这些简略、笨拙、不明确的早期文字的使用，同它们的使用者的人数一样都受到了限制。任何人如果希望去发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望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在已知最早的乌鲁克城苏美尔档案中，大约如90％的刻写板上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采购货物、工人配给和农产品分配等事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苏美人从语标文字逐步过渡到语音文字，他们才开始写作记叙体散文，如宣传资料神话。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甚至没有达到写作宣传资科和神话的阶段。在克诺索斯宫殿出土的全部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绵羊和羊毛的账目，而在派洛斯宫殿发现的极大部分文字记录的都是亚麻。B类线形文字本来就不明确，所以始终只用来在宫廷中记账，由于有上下文和选词限制的关系，解读起来是很清楚的。关于这种文字用于文学创作，则无迹可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不识字的行吟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而传播开来的，直到几百年后才随着希腊字母的发展而见诸文字。 同样的使用限制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特点。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了宗教和国家的宣传材料以及官员们的账目。保存完好的马雅文字也同样专门用于宣传、记录国王的生辰、登基和战争胜利以及祭司的天象观测结果。现存最早的商代晚期的中国文字被用来为朝廷大事占卜吉凶，卜辞就刻写在所谓甲骨上。一个商代文字的样本是：“国王在识读裂纹[骨头经火灼而产生的裂纹]的意思后说，‘如果这孩子是在庚日出生的，那将非常吉利。’’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早期的书写系统是那样的不明确，使得文字的功能大受限制，只能为少数抄写员所掌握，那么拥有这些文字的社会为什么竟会容忍这种情况?但提出这个问题正好说明了在普及文字方面古人的观点和我们自己的期望之间的差距。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抄写员用来记录应完税交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劳德·利瓦伊—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非专职人员个人使用文字只是很久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书写系统变得比较简单同时也更富于表现力。 例如，随着公元前1200年左右迈锡尼时代希腊文明的衰落，B类线形文字不见了，希腊重新回到了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文字在公元前8世纪终于又回到希腊时，这种新的希腊文字、它的使用者和它的用途已十分不同。这种文字不再是一种夹杂语标的含义不朗的音节文字，而是一种借用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再加上希腊人自己发明的元音而得到改进的字母文字。希腊的字母文字代替了那些只有抄写员看得懂、只在宫中阅读的记录绵羊头数的账目，从问世那一刻起就成了可以在私人家中阅读的诗歌和幽默的传播媒介。例如，希腊字母文字最早保存下来的例子，是刻在大约公元前740年的一只雅典酒罐上的一行宣布跳舞比赛的诗句：“舞姿最曼妙者将奖以此瓶。”第二个例子是刻在一只酒杯上的三行扬抑抑格6步韵诗句：“我是内斯特①的酒杯，盛满了玉液琼浆。谁只要飞快的喝上一口，头戴花冠的阿佛洛狄特。会使他的爱欲在心中激荡。”现存最早的伊特鲁里亚和罗马字母的例子，也是酒杯和酒坛上的铭文。只是到了后来，字母的这种容易掌握的个人交际媒介．才被用于公共或官方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同较早的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正好颠倒过来。 早期文字在使用和使用者方面的限制表明，为什么文字在人类进化中出现得如此之晚。所有可能的对文字的独立发明(在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和埃及)，和所有早期的对这些发明出来的书写系统(如克里特岛、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河谷和马雅地区的书写系统)的采用，都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的政治机构的社会．这种社会与粮食生产的必然联系，我们将留在下一章探讨。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出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团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向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虽然粮食生产就是这样地成为文字演变或早期文字采用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在本章开始时，我曾提到，有些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已有复杂的政治组织，但在现代之前并未能发明或借用文字。我们现代人习惯于把文字看作是一个复杂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所以这些例子一开始就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这些例子还包括到公元1520年止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南美的印加帝国、汤加的海洋原始帝国、18世纪晚些时候出现的夏威夷王国、赤道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西非地区在伊斯兰教来到前的各个国家和酋长管辖地，以从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一带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社会。 尽管所有这些社会也具有有文字社会的那些必备条件．但为什么它们却未能获得文字呢? 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下自己，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之所以获得文字，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社会借用，或是由于受到它们的启发而发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在粮食生产方面比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起步晚。(这种说法唯一难以确定的是印加帝国的最后领地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粮食生产开始的有关年代问题。)如果假以时日，这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也可能最后靠自己的力量发明出文字来。如果它们离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更近一些，它们也会从这些中心得到文字或关于文字的思想，就像印度、马雅和其他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一样。但它们距离那些最早的文字中心太远了，所以没与能在现代之前获得文字。 这种孤立状态的重要作用对夏威夷和汤加是极其明显的，这两个地方同最近的有文字的社会隔着重洋，相距至少有4000英里之遥。另一些社会则证明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乌鸦飞过的距离不是人类衡量孤立状态的—种恰当的尺度。安第斯山脉、西非的一些王国和密西西比河口与墨西哥、北非和墨西哥的有文字社会的距离、分别只有大约1200英里、1500英里和700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