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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而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环—ENSO现象(ENSO是“厄尔尼诺向南移动”一词的首字母缩合词)，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即使在今天有了欧洲的农作物和用来运输农产品的卡车与铁路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在澳大利亚也仍然是一种风险行业。年成好的时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发生干旱时便又死亡殆尽。澳大利亚早期土著农民中可能有人碰到过类似的循环。年成好的时候，他们便在村子里定居下来，种植庄稼，并生儿育女，而到了干旱的年头，这众多的人口便会因饥饿而大批死去，因为那一点土地只能养活比这少得多的人。 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现代欧洲的植物遗传学家除了从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坚果外，其他就再也没有培育出什么作物来。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种禾本科植物——的名单中，只有两种出产在澳大利亚，而且这两种又几乎位居名单的最后(粒重仅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达40毫克)。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任何潜在的作物，也不是说澳大利亚土著从未发展出本地的粮食生产。有些植物，如某些品种的薯蓣、芋艿和竹芋，是在新几内亚南部栽培的，但在澳大利亚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采集对象。我们将要看到，在澳大利亚气候条件极其有利的地区，土著在沿着最终可能导致粮食生产的方向演进。但任何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的粮食生产，都可能会由于可驯化的动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贫瘠和气候恶劣而受到限制。 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在当地条件恶化时，土著居民只是迁往一个暂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不是依赖几种可能歉收的作物，而是在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从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所有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时告乏。他们不是使人口在超过资源时挨饿而发生波动，而是维持较少的人口，这样在丰年时固然有丰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在歉收时也不致有饥馁之虞。 ，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 我们把澳大利亚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人口密度随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雨量决定着陆地野生动植物食物的产量)，也随着江河湖海水产的丰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湿的、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东南部的墨累—达令河水系、东部和北部海岸和西南角。这些地区也开始养活了现代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欧洲移民。我们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样，最后的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了。 在过去5000年内，在那些物产丰富的地区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土著强化食物采集方法和土著人口密度增加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东部发明了一些技术，用滤掉毒素或使毒素发酵的办法，使大量的含有淀粉然而毒性极强的铁树种子变得可以食用。澳大利亚东南部以前未得到开发的高原地区，开始有土著在夏季经常来光顾，他们不但饱餐铁树的坚果和薯蓣，而且还大吃特吃大群潜伏不动的移栖飞蛾，这种蛾子叫做博贡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种逐步形成的强化了的食物采集活动，是墨累—达令河水系的鳗鲡养殖，这里沼泽中的水位随着季节性的雨量而涨落。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修建了长达一英里半的复杂的沟渠系统，使鳗鲡的游动范围从一个沼泽扩大到另一个沼泽。捕捉鳗鲡用的是同样复杂的鱼梁、安故在尽头边沟上的渔栅和在墙洞里故上鱼网的垒在沟渠上的石墙。在沼泽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渔栅随着水位的涨落而发生作用。虽然当初修建这样的“养鱼场”必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它们以后却养活了许多人。19世纪的一些欧洲观察者在鳗鲡养殖场旁边发现了由十几间土著的房屋组成的村庄，一些考古遗迹表明，有些村庄竟有多达146间的石屋，可见这些村庄的季节性居民至少有几百人之多。 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另一项发展，是收获野生黍子的籽实，这是与中国早期农业的一种主要作物蜀黍同属的一种植物。黍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来脱粒教，然后贮藏在皮袋或木盘里，最后用磨石磨碎。在这过程中使用的几种工具，如石头镰刀和磨石，类似于新月沃地为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而独立发明出来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亚土著所有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中，收获黍子也许是最有可能最终演化为作物种植的一种方法。 同过去5000年中强化食物采集一起产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小型的石片和三角石刀若按重量计算，每磅石器所提供的锋刃长度大于被它们所取代的大型石器。锋刃经过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亚只有局部地区才有，这时已变得普遍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贝壳做的渔钩也出现了。 为什么澳大利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而我们已在第十二到第十四章看到，这些发展在别处只有在人口众多、经济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社会里出现。此外，澳大利亚的干旱、贫瘠和气候变化无常，使它的狩猎采集人口只能有几十万人。同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几千万人相比，那意味着澳大利亚潜在的发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发明来进行试验的社会也少得多。它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社会。土著的澳大利亚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组成的，沙漠把它分闲成几个物产比较丰富的生态“孤岛”，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地区只容纳这个大陆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由于间隔着的距离而减弱了。甚至在这个大陆东侧相对湿润和肥沃的地区内，社会之间的交流也由于从东北部的昆士兰热带雨林到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温带雨林之间的1900英里距离而受到了限制，这个距离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生态上都相当于从洛杉矾到阿拉斯加的距离。 在澳大利亚，地区性的或整个大陆的某些明显的退步现象，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人口中心与世隔绝和居民相对稀少所致。回飞镖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武器，但却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被弃置不用。欧洲人碰到的澳大利亚西南部土著不吃有壳的水生动物。澳大利亚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大约5000年前的那种小型三角石刀究竟有什么用途，还仍然难以确定。虽然有一种方便的解释认为，它们可能被用作矛头和箭头倒钩，人们猜想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在箭上的三角石刀和箭头倒钩是同样的东西。如果这就是它们的用途，那么现代新几内亚有弓箭而澳大利亚却没有弓箭这个谜就更加难解了。也许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曾经有—阵子采用过弓箭，但后来又放弃了。所有这些例子使我们想起了日本放弃过枪支，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放弃过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社会放弃过其他一些技术(第十二章)。 澳大利亚地区最大的技术损失发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的塔斯马尼亚岛。今天的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浅水的巴斯海峡，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那个时候还是干燥的陆地，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人是先后分布在整个扩大了的澳大利亚的人口的一部分。当巴斯海峡在大约1万年前终于被海水淹没时，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太陆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没有能够顺利渡过巴斯海峡的水运工具。从那以后，塔斯马尼亚岛上4000个以狞猎采集为生的人就失去了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的联系，而生活在只有从科幻小说才能读到的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 塔斯马尼亚人终于在公元1642年接触到了欧洲人，那时他们只是世界上物质文化最简单的民族。他们同大陆上的土著—样，也是没有金属工具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但他们也缺乏在大陆上已很普遍的许多技术和人工制品，包括有倒钩的矛、各种骨器、回飞镖、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鱼钩、鱼网、有叉尖的矛、渔栅，以及捕鱼和吃鱼、缝纫和生火的习俗。在这些技术中，有些可能只是在塔斯马尼亚与大陆隔绝后引进大陆的，或者可能就是在大陆发明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塔斯马尼亚的极少的人们并没有为自己独立地发明了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中还有一些是在塔斯马尼亚仍是澳大利亚大陆一部分的时候被带到塔斯马尼亚来的，不过随后又在塔斯马尼亚的文化孤立中失去了。例如．塔斯马尼亚的考古记录用文献证明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渔场消失了，骨钻、骨针和其他骨器也消失了。至少还有3个较小的岛(弗林德斯岛、坎加鲁岛和金岛)在大约1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脱离了澳大利亚或塔斯马尼亚，在这3个岛上，原来可能有大约200人到400人的人口已全部灭绝了。 因此，塔斯马尼亚和这3个较小的岛屿，以极端的形式证明了一个对世界史具有广泛的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的。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能够生存1万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同时也引人注目地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澳大利亚大陆上的3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在数目上比塔斯马尼亚人多，也不像塔斯马尼亚人那样与世隔绝，但它的人口仍然是各大陆中最少的．也是各大陆中最与世隔绝的。关于澳大利亚大陆有文献证明的技术退步的例子和关于塔斯马尼亚的这个例子表明，同其他各大陆民族的全部业绩相比，澳大利亚本地人的有限业绩，可能一部分来自与世隔绝状态和由于人口太少而对技术的发展与保持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塔斯马尼亚所产生的那些影响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大罢了。不言而喻，这种影响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依次较小的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在技术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为什么较先进的技术没有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就印度尼西亚而言，它与澳大利亚西北部隔着大海，生态环境差异很大。此外，直到几千年前，印度尼西亚本身也是—个文化和技术落后地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4万年前澳大利亚最早有人定居时起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洲野犬出现时止，有任何新技术或动植物新品种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的。 澳洲野犬在南岛人对外扩张的极盛时期从中国华南通过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南岛人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定居下来，其中包括离澳大利亚最近的两个岛屿——帝汶岛和丹宁巴群岛(分别距离现代澳大利亚仅为275英里和36英里)。由于南岛人在其横渡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过程中走过了非常远的海上距离，因此我们可能不得不假定他们曾多次到过澳大利亚，即使我们没有澳洲野犬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历史上，每年都有一些张帆行驶的独木舟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的望加锡地区到澳大利亚西北部来访问，直到澳大利亚政府于1907年禁止了这种造访。考古证据表明，这种访问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很有可能更早。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海参。海参是海星的亲缘动物，作为一种著名的催欲剂和珍贵的汤料从望加锡出口到中国。 当然，在望加锡人一年一度的访问期间发展起来的贸易，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留下了许多遗产。望加锡人在他们的海岸营地种下了罗望子树，并同土著妇女生儿育女。布、金属工具、陶器和玻璃带来作为贸易物品．然而土营居民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制造这些物品。土著居民从望加锡人那里学到了一些外来词、一些礼仪以及使用张帆行驶的独木舟和用烟斗吸烟的习俗。 但这些影响都没有能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特点。由于望加锡人的到来，一些事情发生了，但更为重要的却是没有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