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nsGermsandSteel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外来移民、鼓励启用少数民族成员及妇女的赞助性行动、多种语言的使用、种族的多样性——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州曾是这些有争议的政策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它又在带头强烈反对这些政策。我的儿子在洛杉矶公立学校就读，只要向这些学校的教室里看上一眼，你就会发现关于这些政策的抽象辩论就像这些孩子们的脸一样具体而实际。这些孩子代表了在家里说的80多种语言，而说英语的白人却成了少数。我的儿子们的每一个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的父母或祖父母中，至少有—人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的：我自己的儿子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4人中有3个不是出生在美国。不过，外来移民仅仅是恢复美洲保持了数千年之久的种族多样性而已。在欧洲人定居前，美国大陆是数以百计的印第安部落和语言的发源地，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内才受到单一政府的控制。 在这些方而，美国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一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族群体。例如，俄国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1582年它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直到19世纪，俄国开始并吞丁了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来的语言和文化特性。正如美国的历史就是关于我们大陆的广大地区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地区的故事—样，俄国的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俄国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不久前的政治创造(或者就印度的情况而言是政治再创造)，它们分别是大约850种、670种和210种语奋的发源地。 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在中国的12亿人中有8亿多人讲官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3亿人讲另外7种语言，这些语言和官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 对于中国的这种表面上的统一，我们过分信以为真，以致忘记了这多么令人惊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指望有这种统一，这里有一个遗传上的原因。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的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华北人像西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我的华北朋友和华南朋友常常一眼就能从体貌上把彼此区别开来：华北人往往个子较高，身体较重．鼻子较尖，眼睛较小，眼角更显“上斜”。 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在环境和气候方面也有差异：北方比较干燥也比较冷；南方比较潮湿也比较热。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遗传差异，说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过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但这些人到头来却又有着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虽然有人长期定居，但语言并不统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语言上明显的近乎统一也就令人费解了。例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它的人类历史也只有大约4万年，但它却有1000种语言，包括几十个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要比中国8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大好多。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6000——8000年中，逐步形成或获得了大约40种语言，包括像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然而，有化石证明，50多万年前中国便已有人类存在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必然会在中国产生的那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语言到哪里去了? 这种怪事暗示，中国过去也曾经是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就像其他所有人口众多的国家现在仍然表现出来的那样。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很多的时候便已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一个古代得民族大熔炉里使一个广大的地区迅速单一化，重新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的钥匙。本章就是要讲一讲关于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这个故事。 方便的起始点就是一幅详细的中国语言地图(见图16.1及16.2)。对我们所有习惯于把中国看作铁板一块的人来说，看一看这幅地图真叫人大开眼界。原来．中国除了8种“大”语言——官话及其7个近亲(常常只是被统称为“中国话”)，说这些语言的人从1100万到8亿不等——还有130多个“小”语种，其中许多语种只有几千人使用。所有这些“大”、“小”语种分为4个语族，它们在分布密度上差异很大。 图16.1中国和东南亚的4大语族 图16.2 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政治边界，用以说明图16.1所示语族的分布。 官话及其亲属语言，它们构成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连续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人们可以从中国东北徒步穿行整个中国到达南面的北部湾。而仍然没有走出说官话及其亲属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其他3个语族的分布零碎分散，为一些“聚居区”的人们所使用，被说汉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特别分散的是苗瑶(亦称曼一勉)语族的分布，这个语族包括600万人，大约分为5种语言，带有富于色彩的名称：红苗语、白苗语(亦称条纹苗语)、黑苗语、绿苗语(亦称蓝苗语)和瑶语。说苗瑶语的人生活在几十个孤立的小块地区，被其他语族的人所包围，它们散布在一个5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从华南一直延伸到泰国。来自越南的10多万说苗语的难民把这个语文带到了美国，不过他们在美国却是以这个语族的另一名称曼语而更为人所知。 另一个零碎分散的语系是南亚语系，这个语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越南语和柬埔寨语。 600万说南亚语的人的分布地区，从东面的越南到南面的马来半岛，再到西面的印度。中国语族中的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语支是傣一加岱语支(包括泰语和老挝语)，这个语支有5000万人，其分布从华南向南进人泰国半岛，向西到达缅甸。 当然，今天说苗瑶语的人的分布之所以如此零碎分散，不是由于古代有什么直升飞机把他们东一处西一处地投掷在亚洲大地上。人们倒是可以猜想他们本来具有一种比较近乎连续的分布，后来之所以变得零碎分散．是由于其他语族的人进行扩张，或诱使说苗瑶语的人放弃自己的语言。事实上，语言分布的这种变得零碎分散的过程，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过去的2500年内发生的，作为历史事实这有充分的文献可资证明。现代说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的人的祖先，都是在历史上从华南和邻近地区迁往现在的地点，相继淹没了早先移民在那里定居的后代。说汉语的族群特别卖力地取代其他族群，并在语言上改变他们．因为说汉语的族群鄙视其他族群，认为他们是原始的劣等族群。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周朝的历史记载，描写了一些说汉语的诸侯国对中国大部分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吸收。 我们可以利用几种推理尽可能地重新绘制出几千年前的东亚语言地图。首先，我们可以把已知的最近几千年的语言扩张史颠倒过来。其次，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理：如果现代的某些地区只有一种语言或有亲属关系的语族，而这一语言或语族又占有一个广大的连续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就证明了这一语族在地理上的扩张，只是由于时间还不够长，它还没有来得及分化成许多语言。最后，我们还可以作反向的推理：如果在现代的某些地区内存在着属于某一特定语系的语言高度多样性现象，那么这些地区差不多就是该语系的早期分布中心。 运用这3种推理来拔回语言时钟，我们就能断定：中国的华北原先为说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的人所占据；华南的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里为说苗瑶语、南亚语和傣一加岱语的人所占据；而说汉藏语的人取代了整个华南地区大多数说其他这些语言的人。一种甚至更加引人瞩目的语言剧变想必席卷了从热带东南亚到中国南部的整个地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不管当初在那些地方说过什么语言，现在必定都已全部消亡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所有现代语言似乎都是近代的外来语，主要来自中国华南，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印度尼西亚。鉴于苗瑶语在今天几乎无法继续存在这一情况，我们还可以猜测当年华南除苗瑶语、南亚语和傣一加岱语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语族，不过其他这些语族没有留下任何幸存的现代语言罢了。我们还将看到，南岛语系(所有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语言属于这…语系)可能就是从中国大陆消失的其他这些语系之一，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语系，仅仅因为它传播到了太平洋诸岛并在那里存在下来。 东亚的这种语言更替使我们想起了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和西班牙语向新大陆传播的情况。新大陆以前曾是一千种或更多的印第安语言的发源地。我们从我们的近代史得知，英语不是仅仅因为印第安人听起来悦耳才终于取代了美国的印第安语吉的。相反，这种更替需要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屠杀和带来的疾病来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使幸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新的多数人的语言。语言更替的直接原因是外来的欧洲人在技术上和政治组织上所拥有的对印第安人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归根结底又是来自早就出现粮食生产所带来的优势。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为英语所更替以及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原来的俾格米和科伊桑语言为班图语所更替．基本上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因此，东亚的语言剧变提出了一个相应的问题：是什么使说汉藏语的人得以从中国的华北迁往华南，使说南亚语的人和说原为中国华南语族其他语言的人得以向南进入热带东南亚?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看一看是否有证据表明某些亚洲人在技术、政治和农业方面获得了对其他亚洲人的优势。 与在世界上其他每一个地方一样，东亚的大部分人类历史的考古记录，仅仅显示了使用粗糙石器并且没有陶器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遗迹。在东亚，表明情况有所不同的最早证据来自中国，因为那里出现了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作物残迹、家畜的骨头、陶器和打磨的(新仓器时代的)石器。这个年代距离新石器时代和新月沃地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不到1000年。但由于在这之前1000年的中国情况在考古上知之甚少．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中国粮食生产的开始究竟与新月沃地同时，还是稍早或稍晚。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动植物驯化中心之一。 中国实际上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事实上，已经验明的最早作物是华北的两种耐旱的黍子，而华南的水稻则表明可能存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 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不但有最早的作物证据，而且还有驯养的猪、狗和鸡的骨头。除了这些驯养的动物和作物，渐渐又有了中国的其他许多驯化动植物。在这些动物中，水牛是最重要的(用于拉犁)，而蚕、鸭和鹅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动物。后来的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桔、茶叶、杏、桃和梨。此外，正如欧亚大陆的东西轴向使许多这样的中国动物和作物在古代向西传播一样，西亚的驯化动植物也向东传播到中国，并在那里取得重要的地位。西亚对古代中国经济特别重大的贡献是小麦和大麦、牛和马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绵羊和山羊。 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粮食生产在中国逐步产生了其他一些在第十一到第十四章所讨论的“文明”标志。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间，最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1500年则是第十三章提到的中国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罗盘、独轮车和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间出现了，墓葬形制出现了很大变化，有的朴素无华，有的陈设奢侈，这表明出现了阶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