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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们是西非最古老的作物，所有尼日利亚南部的现代语言都继承了原来用以指称它们的同一套词汇。 其次，有些作物的名称只有在属于尼日利亚南部那些语言的一个小语支的语言中才保持一致。原来，据认为这些作物来自印度尼西亚，如香蕉和亚洲薯蓣。显然，这些作物只是在一些语言开始分化成一些语支之后才到达尼日利亚的南部的，这样，每一个语支为这些新来的植物发明了或接受了一些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只有属于那一特定语支的一些现代语言才继承了下来。最后一批作物的名称在一些语族内是完全不一致的，而是与贸易路线有关。这些作物证明是来自新大陆的作物，如玉米和花生，我们知道这些作物是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开始后(公元1492年)才引进非洲，并从那以后沿贸易路线传播，因此它们常常带有葡萄牙的名字或别的外国名字。 因此，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的或考古学的证据，我们也仍然能够仅仅靠语言学的证据来予以推断：先是驯化西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度尼西亚的作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物。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运用这种语言学方法来确定驯化的动植物为属于每—个非洲语系的人所利用的顺序。有一种方法叫做词源统计分析法，其根据就是计算出词通常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比较语言学家利用这种方法甚至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 把关于作物的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同比较间接的语言学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几千年前在撒哈拉驯化高梁和黍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罗—撒哈拉语的祖代语言。同样，最早驯化西非湿润地区作物的人所说的语言是现代尼日尔—刚果诸语言的祖代语。最后，说阿非罗—亚细亚祖代语言的人可能驯化过埃塞俄比亚的本地作物，而且他们肯定也是把新月沃地的作物引进北非的人。 因此，来自现代非洲语言中植物名称的证据．使我们一眼就能看明白几千年前非洲存在3种语言：祖代的尼罗—撒哈拉语、祖代的尼日尔—刚果语和祖代的阿非罗—亚细亚语。此外，我们还能根据其他的语言学证据一眼就能看明白祖代科伊桑语的存在，虽然不是根据作物名称这个证据(因为科伊桑人的祖先没有驯化过任何作物)。既然非洲今天有1500种语言，那么几千年前它肯定不会只有这4种祖代语言。但所有其他这些语言想必都已消失——这或者是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虽然生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语言，如俾格米人，或者是由于连这些人本身部消失了。 现代非洲本土的4个语系(即除去最近传入的马达加斯加的南岛语的4个语系)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不是由于这些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有什么内在的优越性。相反，这应归因于一个历史的偶然因素：说尼罗—撒哈拉语、尼日尔—刚果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人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家畜，从而使他们人口繁衍，并且取代了其他族群或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族群。现代的为数不多的说科伊桑语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适于班图人的农业的、与世隔绝的地区。 在我们考查科伊桑人如何躲过班图人的移民浪潮而幸存下来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非洲史前期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南岛人在马达加斯加岛的殖民情况，考古学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在马达加斯加调查的考古学家们现已证明，南岛人至少不迟于公元800年，也可能早在公元300年，即已到达马达加斯加。南岛人在那里碰到了(并着手消灭)一个陌生的动物世界，这些动物非常特别，好像它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因为这些动物是在长期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马达加斯加演化出来的。它们中有大隆鸟，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叫做狐猴的原始灵长目动物，还有矮小的河马。对马达加斯加岛上最早的人类定居点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铁器、牲畜和作物的残存，从这点来看，那些殖民者就不完全是乘坐小小独木舟的被风吹离航线的渔民；他们是—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探险队。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有一本古代航海书对此提供了一条线索。这本书名叫《欧力斯里洋航行记》（古代地理学家对非洲与印度间的大洋的名称，实际上包括红海与波斯湾，后仅用以称红海），是公元100年左右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无名氏商人写的。这位商人描述了当时已相当繁荣的把印度和埃及与东非海岸连接起来的海上贸易路线。随着公元800年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也兴旺发达起来，有充分的考古文献证明，在东非沿海定居点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中东的(偶尔甚至还有中国的)产品，如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商人们等待着有利的风向，好让他们横渡中非和印度之间的印度洋。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法斯科.达.伽马成为绕过非洲南端到达肯尼亚海岸的第一个欧洲人，他碰到了斯瓦希里人的一些贸易点，并在那里带上一个水手领着他走上那条通往印度的直达航线。 但从印度向东，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一条同样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殖民者就是从这条向东的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后来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东非的贸易路线，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人与东非人的这种结合，今天仍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中体现出来，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基本上是南岛语，只是从肯尼亚沿海的一些班图语中借用了一些单词。但在肯尼亚的一些语言中却没有相应的来自南岛语的借用词，而且在东非的土地上也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南岛人的其他痕迹：主要地只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亚乐器在非洲的遗产(木琴和筝)以及当然还有在非洲农业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岛人的作物。因此，人们怀疑南岛人是不是没有走经由印度和东非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比较容易的路线，而是设法(令人难以置信地)直接渡过印度洋．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只是后来才加入了东非的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最令人惊异的人类地理学上的事实多少还仍然是个谜。 关于非洲史前史上最近的另一次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考古学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根据现代民族和他们的语言这个双重证据，我们知道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并不总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黑色的大陆。这个证据倒是表明了俾格米人曾在中非雨林中有广泛分布，而科伊桑族群在非洲赤道以南较干旱地区亦甚为普遍。考古学能不能对这些假定进行验证呢? 就俾格米人来说，答案是“还不能”，这仅仅是因为考古学家们还必须从中非森林中去发现古人类的骨骼。对于科伊桑人，答案是“能”。在现代科伊桑人分布地区北面的赞比亚，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与科伊桑族群在欧洲人到达时仍在非洲南部制作的那种石器相似的石器，而且也发现了可能与现代科伊桑人相似的一些人的头骨。 至于班图人最后是怎样取代北部的那些科伊桑人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班图人的农民祖先从西非内陆的稀树草原往南向较湿润的海岸森林扩张，可能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开始了(图19.4)。在所有班图语言中仍然广泛使用的一些词表明，那时班图人已经有了牛和薯蓣之类的在湿润气候下生长的作物，但他们还没有金属制品，并且仍然从事大量的捕鱼、狩猎和采集活动。他们的牛群甚至由于森林中的采采蝇传播的疾病而被毁掉。他们进人刚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带，在那里开垦园地，并且增加了人口。这时，他们开始“淹没”了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俾格米人，把他们一步步挤进森林。 图19.4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说班图语的人扩张时行经的大致路线，由今班图地区西北角的故乡出发，扩张至非洲的东部和南部。 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缘走出来，进入了东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较开阔的地带。在这里他们碰到了一个民族大熔炉，这里有在较干旱地区种植黍和高粱以及饲养牲畜的、说阿非罗—亚细亚语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还有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科伊桑人。由于从他们的西非家园继承下来的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这些班图人得以在不适合以往所有那些当地人耕种的东非气候湿润地区进行耕种。到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不断前进的班图人到达了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开始从他们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邻居那里得到了黍和高梁(以及尼罗—撒哈拉语中表示这些作物的名称)，并重新得到了牛群。他们还得到了铁，那时铁还刚刚开始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熔炼。公元前1000年后不久，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便已有了铁制品的制造，但起源于何处则仍不清楚。这个早期年代有可能接近于北非海岸迦太基的近东铁制品制造技术引进的年代。因此，一些历史学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识是从北面传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另一方面，自从至少公元前2000年以后，铜的熔炼就已在西非撒哈拉地区和萨赫勒地带进行。那可能是非洲独立发现铁冶炼术的先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铁匠们的铁熔炼技术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因为它们和地中海地区的铁熔炼技术差异很大，足以表明这是独立的发展：非洲的铁匠们发现如何在他们村庄的熔炉里产生高温从而炼出钢来，这比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贝塞麦转炉早了2000多年。 有了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再加上铁器，班图人终于拼凑出一整套在当时非洲赤道以南地区所向披靡的军事—工业力量。在东非，他们仍然不得不同为数众多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铁器时代的农民进行竞争。但在南部2000英里的地区内生活着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他们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没有铁器和作物。在几个世纪内，班图农民在最近的史前史上的一次最迅猛的移民进军中．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推进到今天南非东海岸纳塔尔省的地方。 我们很容易把这种无疑是一次迅速而引入注目的扩张行动简单化，并把一路上的科伊桑人描绘成听任成群结队汹涌而来的班图人践踏的人。事实上，情况要比这复杂。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族群在班图人向外扩张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了牛、羊。班图人的第一批开路先锋可能人数很少，他们选择了适于种植他们的薯蓣的湿润的森林地区，而跳过了比较干旱的地区，把这些地区留给科伊桑的牧人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交换和通婚关系无疑已在这些科伊桑农民和班图农民之间建立起来，他们各自占据邻近的一些不同的栖息地，就像俾格米狩猎采集族群和班图农民今天在赤道非洲仍然在做的那样。随着班图人口的增长并把牛和适应干旱气候的谷物吸收进他们的经济，他们才逐步地布满了原先被跳过的那些地区。但最后的结果仍然一样：班图农民占据了原先属于科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区；原先的这些科伊桑居民的遗产除了埋在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头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的非科伊桑语言中的吸气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图族群酷似科伊桑人的外貌特征。 这些消失了的科伊桑人究竞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在科伊桑族群生活了也许有几万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现在生活着班图人。我们只能大胆猜测，用现代亲眼目睹的一些事件来进行类比，例如用钢铁武装起来的白人农民与使用石器的澳大利亚土著和加利福尼亚印第安狩猎采集族群之间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狩猎采集族群被用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灭了：他们或者被赶走，或者男人被杀死或沦为奴隶，女人被霸占为妻，或者无论男女都受到农民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这种病的一个例子就是疟疾，疟疾是蚊子传染的，而蚊子是在农民村庄的四周滋生的，同时，对于这种疾病，入侵的班图人已经形成了遗传的抵抗力，而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大概还没有。 然而，关于最近的非洲人口分布的图19．1提醒我们，班图人并没有搞垮所有的科伊桑人，在非洲南部的一些不适合班图人农业的地区仍有科伊桑人幸存下来。最南端的班图人是科萨人，他们在开普敦以东500英里的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来。这不是因为好望角这个地方过于于旱不适合农业：毕竞它是现代南非的粮仓。事实上，好望角冬天多雨，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班图人的适应了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长的。到1652年，即荷兰人带着他们原产近东的适应冬雨的作物到达开普敦的那一年，科萨人仍未渡过菲什河。 这种植物地理学的表面上的细节对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的关系。一个后果是：一旦南非的白人迅速杀死或用疾病感染或赶走好望角的科伊桑人群体，白人就能正当地宣称他们在班图人之前占有了好望角，因而对它拥有优先权。这种宣布不必认真看待，因为好望角科伊桑人的优先权并没有能阻止白人把他们赶走。严重得多的后果是，1652年的荷兰移民必须全力对付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钢铁装备起来的班图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