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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人最后向东扩张，于1702年在菲什河与科萨人遭遇时，一场长期的殊死战斗开始了。虽然欧洲人当时能够从他们在好望角的巩固基地调派军队，但也经过了9次战争，历时175年才把科萨人征服，军队前进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当初那几艘最早到来的荷兰船遇到这样的激烈抵抗，白人怎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稳脚跟呢? 因此，现代南非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家园碰巧很少有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碰巧从他们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夏雨的作物；而欧洲人碰巧从他们近1万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冬雨的作物。正像新独立的纳米比亚首都的那块“戈林街”路牌提醒我的那样，非洲的过去给非洲的现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这就是班图人何以能够“淹没”科伊桑人，而不是相反。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对非洲史前史的难解之迷的剩下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人的领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和生境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多样化这些有利条件。如果1万年前有个外星人访问地球，他认为欧洲最后会成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个帝国的一批附庸国家，他作出这样的预测也许是情有可原的。 导致非洲与欧洲碰撞的这—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探险和征服的花费巨大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这些优势在碰撞几乎还刚刚开始时就显示了出来：在法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首次抵达东非海岸后仅仅4年，他又率领一支布满了大炮的舰队卷土重来．迫使控制津巴布韦黄金贸易的东非最重要的港口基尔瓦投降。但为什么欧洲人能发展出这3大优势．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则不能呢? 我们已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粮食生产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延误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的适于本地粮食生产的小得多的面积，以及它的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南北轴向。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关于家畜，我们已经看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家畜来自欧亚大陆，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是来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开始被新兴的欧亚大陆文明利用之后几千年，它们才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在开始时的确使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认为非洲是充满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那个大陆。但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要想对一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它必须相当温驯．对人服从，驯养花费少，对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还必须生长迅速并存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产的牛、绵羊、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几种通过所有这些考验的大型野生动物。而它们的非洲同类——如非洲野牛、斑马、野猪、犀牛和河马——则从来没有被驯化过，甚至在现代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动物有时确曾被驯养过。汉尼拔在对罗马的不成功的战争中利用过驯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驯养过长颈鹿和其他动物。但这些驯养的动物没有一种实际上被驯化了——就是说，在圈养中进行有选择的繁殖和对遗传性状的改变以使之对人类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马得到驯化并供人骑乘，它们不但可以供养军队，而且还可以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把欧洲的骑兵冲得落花流水。骑着犀牛的班图突击队可能已推翻了罗马帝国。但这种事没有发生。 第二个因素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欧亚大陆之间在可驯化的植物方面的一种虽然不是那样极端但也相当大的差异。萨赫勒地带、埃塞俄比亚和西非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但在品种数量上比欧亚大陆少得多。由于适合驯化的野生起始植物品种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农业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农业晚了几千年。 因此，就动植物的驯化而论，领先优势和高度多样性属于欧亚大陆，而不属于非洲。第三个因素是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的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为农民和牧人所占据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7亿，而欧亚大陆有40亿。但如果所有其他条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更多的发明创造，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速度。 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后发展速度比欧亚大陆慢的其余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大陆主轴线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轴线和美洲的主轴线一样都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走向(图10．1)。如果你沿南北轴线行走，你会穿越在气候、生态环境、雨量、日长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部大不相同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个地区驯化或得到的动物和作物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在虽然相隔数干英里但处于同一纬度并有相似的气候和日长的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就显得容易了。 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轴线的缓慢通过或完全停止前进，产生了重大的后果。例如，已经成为埃及的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作物，在发芽时需要冬雨和日长的季节性变化。这些作物无法传播到苏丹以南，因为过了苏丹，它们就会碰上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照变化。埃及的小麦和大麦在欧洲人于1652年把它们带来之前，一直没有到达好望角的地中海型气候区。而科伊桑人也从来没有发展过农业。同样，适应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长变化的萨赫勒地带的作物，是班图人带到非洲南部的，但在好望角却不能生长．从而终止了班图农业的前进。非洲的气候特别适合香蕉和其他的亚洲热带作物，今天这些作物己居于非洲热带农业最多产的主要作物之列，但它们却无法从陆路到达非洲。显然，直到公元第一个1千年，也就是它们在亚洲驯化后很久，它们才到达非洲，因为它们必须等到横渡印度洋的大规模船运的那个时代。 非洲的南北轴线也严重地妨碍了牲畜的传播。赤道非洲的采采蝇是锥虫体的携带者，虽然非洲当地的野生哺乳动物对锥虫病有抵抗力，但对从欧亚大陆和北非引进的牲畜来说，这种病证明是灾难性的。班图人从没有采采蝇的萨赫勒地带获得的牛，在班图人通过赤道森林的扩张中亦未能幸免。虽然马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已经到达埃及，并在那以后不久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方式，但直到公元第一个1千年中，它们才渡过撒哈拉沙漠，推动了一些以骑兵为基础的西非王国的出现，而且它们也从来没有通过采采蝇出没的地区而到达南方。虽然牛、绵羊和山羊在公元前第三个1千年中已经到达塞伦格蒂大草原的北缘，但在那以后又过了2000年，牲畜才越过塞伦格蒂到达了非洲南部。 沿非洲南北轴线同样缓慢传播的还有人类的技术。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经在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好望角。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已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威王国，虽然字母文字也传人了埃塞俄比亚(可能从阿拉伯半岛传人)，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区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